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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未来十年是在中国挣大钱的最后机会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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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九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后在北京举行,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未来十年很可能是在中国挣大钱的最后一次机会。随着收入的增长,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医疗需求在迅速增长,民间资本进去不,结果导致供求失衡,导致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像这样一些领域,今后十年这些领域有可能慢慢放开。在中国再像过去那样牟取暴利挣大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就像发达国家一样挣点平均利润。

  魏加宁认为,中国有很多领域都具有潜在的投资价值,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对金融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医疗卫生和教育都具有很大的潜在发展潜力。

  魏加宁表示,未来中国的经济主要看国内,中国国内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赶紧加快改革,把民间消费搞上来,把民间投资搞上来,用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用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够走出来,才能找到出路。

  谈中国经济走势,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外部的经济形势,我和在座的专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们知道现在基金都有很雄厚的实力,有一批团队有大量的数据。我今天更多的看一些中长期,看一些实质性观察。

  首先关于世界经济的走势,首先我们看一下欧债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并没有结束,为什么这么说呢?欧债危机主要原因是欧元区的半股权的架构,这种架构本身导致了两难的局面。当有一些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你不去救欧元区有可能解体。前年我去英国访问的时候,英国已经做好了欧元区解体的各种预案,包括渐进式和突发式的解体,各种形式都想到了。不救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救的话会出现道德风险,希腊人出了危机以后让德国人救,德国人很勤劳辛辛苦苦干半天救了希腊人,他心里不平衡。所以我相信欧债危机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现在的情况是统一了货币,但是没有统一财政,银行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欧债市场不断的发生波动,最近暂时平静一点,大家说好像情况好一些。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有国家出来要求借钱,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关于美国的市场,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市场似乎平稳一点,美国经济在恢复,QE在退出。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债务问题也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美国债务问题表面上是财政问题,但是实际上问题出在金融上,出在货币上。也就是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上,由于美元的超股权的特殊性,使得美债市场的约束大大削弱,美国的债务本来靠市场约束,但是美元的特殊地位弱化了这种特殊机制。包括媒体现在报道的,好像美国的债务是由于两党之争造成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制,美国的债务是更少了还是更多了。而且有人说美国两党达成一致,以后不再为债务问题争吵了,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美国的债务发出去以后将来谁承担风险?所以我想,美国的问题也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如果不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改革的话。

  日本的债务问题其实比希腊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希腊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过是160%,日本已经到了240%,为什么大家不太关心日本问题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的政府债务75%是外国人持有的,所以外国人关心。但是日本的债务大部分是日本人自己持有,92%是日本人自己持有,所以外部不关心。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当它的债务问题解决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债务问题解决通过是用减记的方法,如果是希腊的话,受损的主要是外部,日本的债务将来也应该用这种办法来减记,所以我相信日本的债务问题解决问题难度更大。也有人说日本经济安倍上来以后,也有所恢复,日本安倍经济学似乎也挺管用。我想说安倍经济学其实它一出来我们就觉得它的问题很大,他一边先压缩银行投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另一边提高消费税。我和日本专家座谈的时候,他们都说不出所以然了,我说这个政策是矛盾的,后来我发现它这里面有一些奥秘。

  首先他发货币要实现通货膨胀目标,那意味着物价要上涨,这边要提高消费税,但是不是马上提高,而是一年以后提高消费税,一年以后提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边要通货膨胀,这边要提高消费税,物价可能要上涨,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很多消费者就会出现提前消费的行为,把一些大件商品提前购买,这样消费涨起来数字比较好看,生产力数字也上来了,统计数字很好,大家觉得安倍经济学管用,就投他的票,他拿到选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仔细看所谓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打的是时间差,等于忽悠一下老百姓,短期时间数字好看了,等我坐稳了,经济下去就下去了。所以安倍经济学实际上不可持续,后来开始往下走。我相信安倍经济学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它会带来很大的负作用。国内有一个误区,把日本的泡沫经济和日元升值划上等号。但是实际上后来根据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85年广岛协议的日本其实不光要求日元升值,同样也要求其他的发达国家都要对美元升值,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西德没有出现泡沫,日本出现这么大的泡沫,泡沫过去以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缓不过来。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它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差别,再具体说就是货币政策,更具体说就是利率。很有意思,德国在87年就把利率提升起来了,所以德国没有出现泡沫经济。日本压缩到历史最低水平,所以说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为什么德国把利率提升上去,日本人没有提升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当时美国人说不仅要扩大内需,怎么扩大内需呢?你要投放货币,你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你要实行低利率,德国人说对不起我的中央银行是独立的,我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的,投票表决。所以我没有办法干预,而且这套体制是美国人教给我的,所以德国人用这种办法把它顶回去了,日本中央银行在当时没有任何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的首相,所以他就压中央银行,把利率压到历史最低水平,导致了泡沫经济。泡沫破裂以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而且发生了金融危机,日本痛定思痛进行了大爆炸的改革,然后把中央银行独立出去了,这个独立性应该说是来之不易的。但是这次安倍上台第一件事,日本的中央银行领导怎么应对呢?他的上一任行长如果迎合安倍的做法,安倍在国会上提名他,他可以继续做行长。但是他提前退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承担历史责任,而且日本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委员会做出的几项决定,每项决定有几票赞成,有几票反对。所以你参加决策可以对决策负责,一会儿我讲中国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案例。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在历史上是倒退,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又压回去了,所以我对日本经济未来并不看好,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中央银行怎么解决债务危机,这里面有很多公开的文章看不到的东西,这方面我认为有很大的问题。

  刚才讲的这几个大的经济体都有问题,未来的世界经济是什么样的,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世界经济未来可能有三种情景或者是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重蹈大萧条到二战的覆辙,前两年中台办委托我们做这个课题,书已经出版了,我们里面专门提到了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这两年会不会走冷战的状态,然后走向滞涨,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们注意到乌克兰事件出来以后,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总统都出来表态,说不希望回到冷战时期。但是这充分说明舆论现在担心乌克兰的事情有可能回到新的冷战的局面,这是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能不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形成一种改革的共识,开展一场改革的竞争,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什么情景呢?除了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外,当时还有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的改革,还有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的改革,当时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进行改革。而且在这种改革的共识下形成了改革的竞争,实际上竞争不仅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阵营之内也有竞争。

  正是由于这场改革的竞争,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当时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今天中国的经济走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当时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吃饱饭,当时提出翻两番,经济学家都不认可。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出现第三种情景,不能够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展开新的改革竞争的话,我个人认为世界经济前景就不容乐观。

  如何看中国的经济走势,一个是出口导向,再一个是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特点,刚才我讲了遇到了世界经济未来不确定性,甚至有些人认为即使美国经济复苏的话,中国的出口也不会有多大的潜力。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在提高,不管怎么说,我们出口导向不能抱很大希望,可以说这是一个初步的结论。

  未来一个时期,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主要看国内,中国国内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首先是八项规定,有反腐败的一系列措施,显然是抑制了政府的消费,尽管有专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八项规定不会影响消费,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现在很多餐馆要么关门了要么转型,即使没有关门和转型的,你看看餐馆的服务员的服务水平明显下降,他们把高工资的职员都给辞了,然后招一些连饭店有哪些菜都不知道的服务员,服务质量明显的下降,所以八项规定显然对消费是有影响的。

  去年我们审计地方债,大家想一想你审计地方政府有多少债的时候,至少暂时会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八项规定抑制政府的消费,有人说政府消费占到了30%左右,审计地方债又会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有人说地方政府投资占到20%左右,这对经济肯定是负面影响。这里我想说的是,首先八项规定我是双手赞成的,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因为过去我们到地方去,最头疼的就是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八项规定来了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减少很多负担,不去应酬了。地方政府债的事情,我们主张一定要把地方政府债务查清,去年开始审计地方债务,一定要审,为什么?如果不审,过两年你就说不清楚这个地方债是上届政府欠的还是这届政府欠的。审计地方政府债,也是我们双手赞成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件事情,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政策性就否认它对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反过来不能因为它对经济上有影响,就说它有问题。我想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赶紧加快改革,把民间消费搞上来,把民间投资搞上来,用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用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够走出来,才能找到出路。

  如何把民间消费搞上来,经过我们调研,以及跟大家接触的时候。当前大家投资和消费就看改革的预期,看改革怎么做。所以我想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主要取决于对改革的预期,对于改革的预期无非是三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如果改革寸步难行,处于焦灼的状态,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滞胀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民营企业现在的心态是敢消费不敢投资,为什么?因为看不准,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现在是十字路口,我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投资。但是他有能力消费也有时间消费,把过去用来上项目的时间都用去高消费了,包括现在打高尔夫球、旅游,甚至上MBA和EMBA班,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他们也是休息一下,有的企业家讲辛苦了大半辈子干脆享受人生吧。国有企业一方面也不敢投资,因为他不知道未来哪些领域能投,但是有一件事知道,国家将来要提高比例拿走的更多的税,那怎么办?那就是赶紧分利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滞胀的局面。

  第二种情景,如果改革的预期彻底崩溃,我相信中国股市崩盘,房地产泡沫破裂,资金大量外逃,移民快速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说白了,要防范出现这种情况,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各种风险。

  第三种情景,如果改革能够快速推进,能够再次出现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高涨的局面。

  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周期,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发达国家陷入滞胀,中国国内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了第一轮高涨局面,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等等,中国经济快速升温,甚至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过热。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国内的经济到了低谷,历史最低点,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盘根错节,提出改革开放一下子出现了新的高潮。

  第三次是九十年代末,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提出要保8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加入WTO是利大于弊,我们果断的加入世贸组织,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应当说过去十年,胡温这届政府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家看靠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当年的入世,我们出口能那么快速的增长吗?如果没有当年政府住房改革,如果没有当年的国企改革,我们有后来这十年的国进民退吗?胡温这十年吃的也是改革的红利,只不过吃得是那届政府改革的红利,所以我想说过去三十五年的基本经验,就是我们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在危机中解放思想,在危机中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战胜危机,通过改革更上一层楼。

  我想说当前我们正面临第四个周期,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内部中国经济在放缓。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来三个解放,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思想解放,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会出现新的高涨局面。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高涨局面,中国经济就一定会质量更好,效益更高,污染更少,收入差距更小。

  坦率地讲,我跟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提出一个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很可能是在中国挣大钱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看看过去这几十年,什么人挣大钱,就是哪个领域刚刚放开的时候,谁进去了谁挣了大钱。我们看现在,哪些领域放开了,哪些领域是生产过剩,哪些领域没有放开,包括现在医患矛盾这么紧张,背后说白了就是供求失衡。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医疗需求在迅速增长,政府出这么多钱或者不愿意掏这么多钱,又不允许民间资本进来办医院,结果导致供求失衡,导致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像这样一些领域,今后十年如果这样一些领域慢慢都放开的话,我想再过十年,在中国再像过去那样牟取暴利挣大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就像发达国家一样挣点平均利润。所以我想这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规律来,中国经济发展、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第三部分我想谈一下我对增长速度的一点看法,因为最近关于增长速度的争论很激烈。一方面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十分正确的,理由有这么几个。

  一是官方的说法现在是三期叠加,所谓增长速度进入幻想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区,潜在增长率下降,你不能强行靠货币的刺激,最后导致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再有一个理由,我们总结了一些改革方法论的研究,总结了一些案例,我们注意到苏联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来搞改革的同时,中共中央当时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叫做加速增长战略,结果一把各级政府的主要注意力都吸引到增长速度上,结果使改革失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十分正确的。

  二是也要看到增长速度下降,有可能不是下台阶,不是像经济学家期待的那样,平稳的从10到9,从9到8,从8到7,如果操作不当有可能是跳崖式的,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再有一点,我个人认为当前增长速度要保底线,主要的理由不是就业的问题,而是前面讲的各种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问题,一旦速度掉下来的话,长期以来在高速增长掩盖起来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会曝露出来,这是第二个方面需要看到的。

  三是改革确实可以带来红利和增长,从周期看前面我讲了过去三十年,每一次思想解放带来的改革开放的高潮,都带来了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从趋势来看,改革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力的,汇丰银行专门有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我们总讲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为什么下降,大家都是从技术层面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停滞,我们的改革开放甚至倒退,由于倒退,由于国进民退导致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果加快改革,潜在增长率是有可能提升的。改革可以促进结构调整,其中价格杠杆的作用可以发挥出来,如果中国带好头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局面,所以我想关于增长谈这么几个看法。

  如何看待当前的风险,最近有很多专家讲要重视风险,但是一定要把风险区分为三类不同的风险。第一类风险就是不改革的风险,如果不改革中国的经济不是下台阶,可能是跳悬崖,有些风险实际上是由于不改革造成的。

  第二个风险就是改革必须冒风险,如果推进存款保险制度,有可能出现存款一定规模的搬家。但是我想说如果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不起来,我们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就建立不起来,我们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只能更大。比如说地方政府发债,如果让地方政府发债初期,有可能会出现混乱,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失控。有刚才像上市公司出现的造假,如果你不让地方政府发债,不让地方政府公开到资本市场上发债,你的风险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搞城市化建设和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你不给它正规的融资渠道,他只好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最开始成立平台到国开行贷款,09年把国开行商业化以后,他到商业银行贷款,这些年通过信托、理财各种所谓金融创新。其实通过这些创新的结果使得信用链条拉的越来越长,政府债务隐性化,导致财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这两项改革必须冒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做的话会有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类风险就是我们的改革如果方法不当,有可能带来风险,这两年我在做改革方法论的研究,对方法方面的研究很担心。如果改革依靠政府部门去推进,有可能被部门利益所左右,使得改革误入歧途,都打上改革旗号。如果中央政府放权,地方政府有可能把权利截留。改革预期的三种情况,一个是改革步履艰难,一个是改革预期崩溃,一个是改革形势大好,我有时候在演讲跟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我随机做一个问卷调查,结果让我吃惊的是,前不久在北京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认为改革预期彻底崩溃的人寥寥无几,大概只有5%,认为改革形势大好,全面推进的人也不到5%,有80%到90%的人举手认为改革处于焦灼状态,改革步履维艰,后来我跟他们聊,现在的企业家说政府改革说的这么热闹,我没有感觉,感受不到。我们到地方政府调研的时候,地方政府下放的权利都是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的权利,真正有黄金含量的都没有下来,这是地方官员的反应,企业家根本感觉不到改革的措施对他有什么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可能会出现问题。

  再一个是改革全面突击,抓不抓重点,这个也会有比较大的风险。我们应该把作为副总理抓的改革,就是那么几项,财税、金融改革,这些改革里最核心的是一个是分税制,一个是中央银行制度改革。所以我想说如果全面出击可能抓不到重点。

  如何处理好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和实现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要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我们该冒的险一定要冒,该规避的风险一定要规避,这样的话改革才能顺利往前推进,这是我对改革的一点看法。

  宏观改革改的是什么东西,我提出来调控目标区间化,宏观调控最小化的想法。其实这是在去年做383课题研究的时候,当时我提出来,过去宏观调控要盯着一个点,所以调控就不断的干预,结果造成了宏观调控不断的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能够让市场决定的尽量让市场决定,经济刚刚出现一点波动了,市场还没来得及做反应,政府又出手了。所以当时我提出自己的想法,能不能把我们的目标从一个点变成一个区间,其实这个区间很简单,横坐标是经济增长率,有一个低线和高线,增长率越高越好。纵坐标是通货膨胀,有一个上限和下限,学者认为低于1%的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所以纵坐标也有一个区间,这样当我们预测未来的增长和通货膨胀,只要在区间里面,政府就不要出手干预,只有当我们预测点有可能脱离区间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干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革目标。

  第二个是关于统计制度改革,要消除统计部门自己内在的造假。因为统计部门又管统计,又管分析,这样的话数字很容易为观点服务,搞预测的话很容易到年底论证自己的预测,有没有做我不知道,但是在制度设计上显然存在这样的问题。要排除地方政府的干扰,要排除上级政府,就是来自高层压力,统计部门一定要拿出数字来证明,尤其是过热或者是过冷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社会商品经济论,在改革初期,当高层提出发展目标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界是不认可的,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中央领导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本来表扬他说文章写得很好,在他生命最后一次见到最高领导的时候,希望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统计工作,我想这番话肯定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这么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提出这些,说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加强统计制度的独立性。

  还有就是央行的制度改革,现在大家都说超发,你都不知道是谁定的,这样你怎么去问责,这么大一个货币政策,市场瞬息万变,这个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这么一个政策牵扯到国内外投资和老百姓,我们不知道谁在决策。我刚才讲了日本的案例,你可以决策,但是你要透明,否则的话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强了,从咨询机构变成决策机构。财政政策,国际组织也在建议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有问题的话我们问谁的责。

  最后我想说一点,关于产业,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产业还有一些领域是有潜力的,邱晓华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来,七彩行业是有发展潜力的。我在南京的一次会议上跟罗杰斯对话,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三中全会以后你觉得哪些行业有发展潜力,后来我提了几个,比如说养老产业,比如说医疗卫生领域,这些是一直没有放开的领域。再一个是铁路,说完了以后没过多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结果是外国的媒体采访罗杰斯,问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他说我已经在哪些领域投资了,我跟他聊天谈的几个领域都已经开始投了,中国有很多领域都具有潜在的投资价值。还要特别注意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对金融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医疗卫生和教育都具有很大的潜在发展潜力。2012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要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轮改革的高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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